【历史名人】应大猷
仙居县图书馆 发布时间：2016-7-14 12:00:46
【历史名人】应大猷
明万历九年(1581)九月六日，仙居县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在家中晏然去世。乡人闻讯，悲痛不已；朝廷获悉，也派官员致祭，并命中书赵景柱专程前去督造茔墓。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就是仙居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刑部尚书——应大猷。
应大猷(1487—1581)，字邦升，号容庵，本县下各镇下各村人。他性情温顺，举止文雅，“少时与群儿游，每端坐寡言，不妄嬉戏”，与兄弟相处和睦，从不逞性，显得老成持重。大猷外祖父王存忠，今皤滩乡万竹王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曾任南京巡按御史、镇江知府、江西左参政，是一个清廉的地方官。王存忠虽子孙绕膝，孙子、外孙辈多达十几人，但慧眼识才，独疼爱大猷，认为他敦厚稳重，必有出息，可成国之大器。因此，在他赴镇江任职时，其他儿孙一概不带，仅携14岁的大猷在身边，以便“朝夕自训诲”。在外祖父的悉心培养下，应大猷学业长进甚快，2l岁即中举人，七年后又荣登进士榜。
应大猷“早负大志，独策儒区”。曾赋诗道：
温饱平生非所愿，差池南国亦何求。
风号虎穴长驱马，去黯龙津夜渡舟。
这首诗反映出他渴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远大抱负。
明正德十四年(1519)，应大猷得到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一年六月，袭封宁王的明藩王朱宸濠企图谋夺帝位，在南昌举兵反叛，统兵六万，号称十万，出鄱阳湖蔽长江而下，扬言即日可下南京。南京时为明朝留都，消息传来，人心惶惶。大司马(兵部尚书)乔宇急速召集群臣商议对策，说：“如今事起仓促，变故重大，事关国家安危，必须严加防备。请各衙共推一人来职掌此事”。然当时南京虽六部机构齐全，官僚济济，均系论资叙辈递升而上，庸才多而英才少。一提战乱，个个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站出来担当此事，异口同声推荐年轻的刑部主事应大猷担此重任。
应大猷“智识绝人”，对宁王的反叛早有警觉。正德十二年(1517)他与范时儆同赴南京任职时，就曾对范说：“三年后，国家大祸将在南方。”三年后宁王果然叛乱。因此朱宸濠叛乱时，举国震动，南京上下人心惶惶，应大猷却胸有成竹，镇定自若，毫不惊慌。大司马乔宇把“一切战守事宜俱付之”。应大猷尽心竭力，“悉心经画”，内加警戒，严防奸细混入，以泄军机；外张声势，极言叛军必败，“以安人心”；又调遣一支精兵驻守皖城(今安庆)，“以扼敌冲，使不得进”。在应大猷的精心布防，密切配合下，同年七月宁王终于在安庆城下授首被擒。大猷因守城有功，获得了“钦赏白银十五两”，并被升调兵部职方司任主事。自此，他也获得了乔宇的赏识和器重。乔宇在朝中常言：“人才可济艰难者，莫如应某”。明世宗即位后，乔宇升任吏部尚书，以“异才”破格提拔应大猷为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的文选司主事。
此后数年，应大猷历任吏部各司员外、郎中。他“谢苞苴(贿赂)，持法纪，人不敢干(请求)以私”。由于他“孤立行一意”，不肯同流合污，遭到同僚的嫉妒。嘉靖六年(1527)应大猷被外调任广东参政，再调任江西参政。期间因母亲年迈体弱，“思欲终养”，乃以生病为由致书乞休，回家闲居侍母，“杜门谢事”，“清心着述凡十二年”。
“投簪十载征书频，东山再起人欢闻。天生劲节老不屈，疲残力庇洪都民”(金贲亨《寿大司寇容庵应翁七十诗>)。在群臣的极力推荐下，嘉靖十八年(1539)应大猷东山再起，再度出任江西参政。但12年的归隐生活并没有消磨他那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和拳拳爱民的赤子之心。相反，应大猷如劲节之竹，老而不屈。意志更加坚强。当时，江西有一官僚私自侵吞国库白银数万两，为弥盖罪迹，与朝廷特派查办的官员(称直指使)相勾结，企图将侵吞的银两分摊到民户的身上。应大猷对他们的恶行十分气愤，于是下了万一败诉便辞官归田的决心，与直指使竭力抗争“力为申理”，后直指使知道大猷性情刚强，便停止了摊派，从而使数百户平民避免了无妄之灾。
嘉靖二十三年(1544)，应大猷升任云南右布政使，不久转为广东左布政使。明朝时全国共设十三布政司(相当于省)，布政使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尽管滇粤两地国库充实富足，又盛产珍珠、宝石、文犀、象牙等珍宝奇玩，可应大猷洁身自好，“毫不染指”，行李除图书之外，每次离任或回家探亲“无长物也”。
由于应大猷“清慎自伤，内恕外严，吏畏民怀，声望日重”，不久又擢升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与越南(时称交趾）交界，边境一直动荡不宁。应大猷到任后，“明法制，时教阅，缮器械，选将士，凡塞堡要害无不严为之防”。于是“诸夷慑服，民赖已安”。适值四川都蛮作乱，朝廷又改派应大猷巡抚四川。应大猷率兵“出其不意，直捣巢穴，擒斩千余级”。自此都蛮震服，不敢肆虐，“恩威大着”。
嘉靖二十九年(1550)，北京发生了“庚戍之变”。世居蒙古高原的鞑靼兵在其首领俺答汗带领下，自长城北古口长驱而入，直薄京城，在城郊大肆掳掠。时“朝中无可恃之将帅，营无可用之兵戎”，京师内外，人心动荡；朝廷上下，束手无策。正在山东巡抚的应大猷闻讯急速调集兵马前往声援。当时部下有人劝说：“俺答汗来势凶猛，若出兵，只怕‘胜负难期’，加上还没有皇帝旨意来到，不若‘按兵以待’，等圣旨来到后再救不迟。”大猷毅然道：“救兵如救火，现君父有难，做臣子的怎能坐等观望呢?”于是亲率“步骑三万人援京师”。是时，先后到达的各路勤王兵马共有十几万人，“独山东称骁劲”，鞑靼兵“一遇辄挫”，连夜逃遁。大猷也因援京有功，升吏部右侍郎。
吏部虽列六部之首，吏部侍郎也名为铨部之副，但由于权臣严嵩父子操纵朝政，为网罗党羽，排斥异己，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凡文武迁抉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界之”，因此，吏部侍郎一职实为“选事不闻，临事不议”的“虚衔”之职。应大猷理直气壮地说：“我以左铨为职，而事不关白(禀告、报告)，吾职安在?且进退人才，将使天下共知”，“今僚友不议，其何以示天下公也?”严嵩党羽听了虽然怀恨，但碍于皇上对大猷信任，不敢发作，只得“铨曹事无大小，必与冢宰协议”，不敢过分枉法徇情。应大猷的正气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严嵩父子的嚣张气焰。
嘉靖三十一年(1551)十一月，应大猷再升至“民命攸系，国脉是关”的掌管政府宪纲法纪的刑部尚书(正二品)。由于当时“诏狱颇繁”，执法艰难，前任各尚书多以保头上乌纱帽为上。应大猷则不同，他说：“吾但知守三尺法耳，不知其他”。因此执法端严，量刑慎重。如当时户部郎中孙绘，“素以清慎名”，因系严嵩“异己”，遭构陷诬罪，送刑部鞫问。大猷得知冤情后，“力为申救”，终于惹怒了权臣严嵩。他暗中指使言官以此奏劾诋毁大猷。昏庸的皇帝听信了谗言，于第二年九月免去应大猷尚书一职，先后任期仅11个月。
“归来事业敌官守，肯将岁月沉诗酒”。从此，沉浮官场四十余年的应大猷回到了家乡。但他没有忧伤，反而“侃侃自乐”。从其<东湖听琴>一诗的“荣名意俱懒”，“顾盼天宇宽，驾言归路坦”等诗句中可以看出，这位怀有“出则兼济天下，归则独善其身”的一代大儒是何其坦然。回到故乡后，他将自己在官场所得的俸禄积蓄全部散发给贫困乡亲；“见人贫困，每倾囊周恤，虽家无担石，不忧也”；而“士有片善，急为谕扬”，望重乡里，“人皆德之”。同时，为造就人才而“讲学不倦，尤潜心易学，老而益勤”。应大猷一生着述甚丰，有<周易传义存疑>一卷、<容庵集>十卷传世，被<永乐大典>总校、状元秦鸣雷誉为“造理精深，铸词雅则”、“抱德隆硕，负气刚明”的“不朽”之作。而他那“始终如一”的“端方之度，廉洁之操，仁恕之心”直到今天还为乡人们称颂不已。
明万历九年(1581)九月六日，仙居县一位95岁高龄的老人在家中晏然去世。乡人闻讯，悲痛不已；朝廷获悉，也派官员致祭，并命中书赵景柱专程前去督造茔墓。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就是仙居县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刑部尚书——应大猷。
应大猷(1487—1581)，字邦升，号容庵，本县下各镇下各村人。他性情温顺，举止文雅，“少时与群儿游，每端坐寡言，不妄嬉戏”，与兄弟相处和睦，从不逞性，显得老成持重。大猷外祖父王存忠，今皤滩乡万竹王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曾任南京巡按御史、镇江知府、江西左参政，是一个清廉的地方官。王存忠虽子孙绕膝，孙子、外孙辈多达十几人，但慧眼识才，独疼爱大猷，认为他敦厚稳重，必有出息，可成国之大器。因此，在他赴镇江任职时，其他儿孙一概不带，仅携14岁的大猷在身边，以便“朝夕自训诲”。在外祖父的悉心培养下，应大猷学业长进甚快，2l岁即中举人，七年后又荣登进士榜。
应大猷“早负大志，独策儒区”。曾赋诗道：
温饱平生非所愿，差池南国亦何求。
风号虎穴长驱马，去黯龙津夜渡舟。
这首诗反映出他渴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远大抱负。
明正德十四年(1519)，应大猷得到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一年六月，袭封宁王的明藩王朱宸濠企图谋夺帝位，在南昌举兵反叛，统兵六万，号称十万，出鄱阳湖蔽长江而下，扬言即日可下南京。南京时为明朝留都，消息传来，人心惶惶。大司马(兵部尚书)乔宇急速召集群臣商议对策，说：“如今事起仓促，变故重大，事关国家安危，必须严加防备。请各衙共推一人来职掌此事”。然当时南京虽六部机构齐全，官僚济济，均系论资叙辈递升而上，庸才多而英才少。一提战乱，个个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谁也不敢站出来担当此事，异口同声推荐年轻的刑部主事应大猷担此重任。
应大猷“智识绝人”，对宁王的反叛早有警觉。正德十二年(1517)他与范时儆同赴南京任职时，就曾对范说：“三年后，国家大祸将在南方。”三年后宁王果然叛乱。因此朱宸濠叛乱时，举国震动，南京上下人心惶惶，应大猷却胸有成竹，镇定自若，毫不惊慌。大司马乔宇把“一切战守事宜俱付之”。应大猷尽心竭力，“悉心经画”，内加警戒，严防奸细混入，以泄军机；外张声势，极言叛军必败，“以安人心”；又调遣一支精兵驻守皖城(今安庆)，“以扼敌冲，使不得进”。在应大猷的精心布防，密切配合下，同年七月宁王终于在安庆城下授首被擒。大猷因守城有功，获得了“钦赏白银十五两”，并被升调兵部职方司任主事。自此，他也获得了乔宇的赏识和器重。乔宇在朝中常言：“人才可济艰难者，莫如应某”。明世宗即位后，乔宇升任吏部尚书，以“异才”破格提拔应大猷为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之事的文选司主事。
此后数年，应大猷历任吏部各司员外、郎中。他“谢苞苴(贿赂)，持法纪，人不敢干(请求)以私”。由于他“孤立行一意”，不肯同流合污，遭到同僚的嫉妒。嘉靖六年(1527)应大猷被外调任广东参政，再调任江西参政。期间因母亲年迈体弱，“思欲终养”，乃以生病为由致书乞休，回家闲居侍母，“杜门谢事”，“清心着述凡十二年”。
“投簪十载征书频，东山再起人欢闻。天生劲节老不屈，疲残力庇洪都民”(金贲亨《寿大司寇容庵应翁七十诗>)。在群臣的极力推荐下，嘉靖十八年(1539)应大猷东山再起，再度出任江西参政。但12年的归隐生活并没有消磨他那刚正不阿的高尚情操和拳拳爱民的赤子之心。相反，应大猷如劲节之竹，老而不屈。意志更加坚强。当时，江西有一官僚私自侵吞国库白银数万两，为弥盖罪迹，与朝廷特派查办的官员(称直指使)相勾结，企图将侵吞的银两分摊到民户的身上。应大猷对他们的恶行十分气愤，于是下了万一败诉便辞官归田的决心，与直指使竭力抗争“力为申理”，后直指使知道大猷性情刚强，便停止了摊派，从而使数百户平民避免了无妄之灾。
嘉靖二十三年(1544)，应大猷升任云南右布政使，不久转为广东左布政使。明朝时全国共设十三布政司(相当于省)，布政使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尽管滇粤两地国库充实富足，又盛产珍珠、宝石、文犀、象牙等珍宝奇玩，可应大猷洁身自好，“毫不染指”，行李除图书之外，每次离任或回家探亲“无长物也”。
由于应大猷“清慎自伤，内恕外严，吏畏民怀，声望日重”，不久又擢升副都御史，巡抚云南。云南与越南(时称交趾）交界，边境一直动荡不宁。应大猷到任后，“明法制，时教阅，缮器械，选将士，凡塞堡要害无不严为之防”。于是“诸夷慑服，民赖已安”。适值四川都蛮作乱，朝廷又改派应大猷巡抚四川。应大猷率兵“出其不意，直捣巢穴，擒斩千余级”。自此都蛮震服，不敢肆虐，“恩威大着”。
嘉靖二十九年(1550)，北京发生了“庚戍之变”。世居蒙古高原的鞑靼兵在其首领俺答汗带领下，自长城北古口长驱而入，直薄京城，在城郊大肆掳掠。时“朝中无可恃之将帅，营无可用之兵戎”，京师内外，人心动荡；朝廷上下，束手无策。正在山东巡抚的应大猷闻讯急速调集兵马前往声援。当时部下有人劝说：“俺答汗来势凶猛，若出兵，只怕‘胜负难期’，加上还没有皇帝旨意来到，不若‘按兵以待’，等圣旨来到后再救不迟。”大猷毅然道：“救兵如救火，现君父有难，做臣子的怎能坐等观望呢?”于是亲率“步骑三万人援京师”。是时，先后到达的各路勤王兵马共有十几万人，“独山东称骁劲”，鞑靼兵“一遇辄挫”，连夜逃遁。大猷也因援京有功，升吏部右侍郎。
吏部虽列六部之首，吏部侍郎也名为铨部之副，但由于权臣严嵩父子操纵朝政，为网罗党羽，排斥异己，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凡文武迁抉擢，不论可否，但衡金之多寡而界之”，因此，吏部侍郎一职实为“选事不闻，临事不议”的“虚衔”之职。应大猷理直气壮地说：“我以左铨为职，而事不关白(禀告、报告)，吾职安在?且进退人才，将使天下共知”，“今僚友不议，其何以示天下公也?”严嵩党羽听了虽然怀恨，但碍于皇上对大猷信任，不敢发作，只得“铨曹事无大小，必与冢宰协议”，不敢过分枉法徇情。应大猷的正气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严嵩父子的嚣张气焰。
嘉靖三十一年(1551)十一月，应大猷再升至“民命攸系，国脉是关”的掌管政府宪纲法纪的刑部尚书(正二品)。由于当时“诏狱颇繁”，执法艰难，前任各尚书多以保头上乌纱帽为上。应大猷则不同，他说：“吾但知守三尺法耳，不知其他”。因此执法端严，量刑慎重。如当时户部郎中孙绘，“素以清慎名”，因系严嵩“异己”，遭构陷诬罪，送刑部鞫问。大猷得知冤情后，“力为申救”，终于惹怒了权臣严嵩。他暗中指使言官以此奏劾诋毁大猷。昏庸的皇帝听信了谗言，于第二年九月免去应大猷尚书一职，先后任期仅11个月。
“归来事业敌官守，肯将岁月沉诗酒”。从此，沉浮官场四十余年的应大猷回到了家乡。但他没有忧伤，反而“侃侃自乐”。从其<东湖听琴>一诗的“荣名意俱懒”，“顾盼天宇宽，驾言归路坦”等诗句中可以看出，这位怀有“出则兼济天下，归则独善其身”的一代大儒是何其坦然。回到故乡后，他将自己在官场所得的俸禄积蓄全部散发给贫困乡亲；“见人贫困，每倾囊周恤，虽家无担石，不忧也”；而“士有片善，急为谕扬”，望重乡里，“人皆德之”。同时，为造就人才而“讲学不倦，尤潜心易学，老而益勤”。应大猷一生着述甚丰，有<周易传义存疑>一卷、<容庵集>十卷传世，被<永乐大典>总校、状元秦鸣雷誉为“造理精深，铸词雅则”、“抱德隆硕，负气刚明”的“不朽”之作。而他那“始终如一”的“端方之度，廉洁之操，仁恕之心”直到今天还为乡人们称颂不已。
[返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