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仙居而言，明朝是继南宋后又一极为重要的时代。经过元朝近百年的“沉寂”，仙居如同久郁地底的火山喷薄而出，再一次呈现了人才济济的景象：太子少师王一宁、刑部尚书应大猷、左都御史吴时来、监察御史应朝卿、疏浚大运河的潘叔正、一尘不滓的李一翰……他们的事迹直至今天还为乡人所津津乐道。然而，如同元朝蒙古族的征服后出现的“英华消歇”一样，到了满洲贵族统治的清朝，仙居再一次从高峰跌入了低谷。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历史中，仙居只出了一名文进士和八位文举人。

　　更令人痛心的是，明清时的仙居人民没有像我们祖先祈望的那样乐安、永安在仙居之境，倭寇十次的入侵洗劫，清初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和三藩叛乱兵锋所及，再加上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如歌如画的人间仙境变成了阴风惨惨的人间地狱。仅人口，仙居就从明初洪武年间的九万多人降至清康熙初的一万余人，更不用说政治、经济、文化的破坏殆尽了。

　　所幸的是，仙居人民迎来了几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民依之如慈母”的马濂、潜心文教的顾震宇、为民请命的郑录勋。仙居人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拳拳的爱民之心和造福一方的政绩。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先生所推崇的“台州式硬气”不仅在卢迥、林应麒、吴时来、李御史等忠臣良吏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在孝子朱煦、烈女顾惜宝、儒生张约等普通群众身上也得到了证实。尤其是张约、顾惜宝在穷凶极恶的倭寇面前视死
如归，大义凛然的精神真可谓是惊天地而泣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