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仙居县田市镇谷岙村的潘氏宗祠前，至今尚有一块遗于明朝的石碑。该碑与普通的石碑不同：平放而非竖立；比一般石碑大，呈正方形，长宽各约1．5米，由三块巨石拼凑而成；碑面无字，上面刻画着一条条脉络分明、形似河渠的图形。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此为黄河图(读音承误，应是运河图)，是明朝潘同知留下来的。古人到此，文官必须下轿，武官必须下马，以示敬意。潘同知是何人?为什么要刻此石以存后世呢?查阅史志和潘氏宗谱，五百多年前，一位曾疏浚大运河的地方官赫然在目。

　　潘同知，谱名潘邑，学名叔正，字惟献，号绩庵，今白塔镇东潘村人。他“少禀异资，读书目可十行下”，精通“经史诸子百家”。永乐元年(1403)中举人。永乐九年(1411)选授济宁州同知。同知为知州的佐官，掌督粮、缉捕、海防、水利等务，属从六品。潘叔正到任后发现，济宁这一大运河沿岸的着名水运集散中心，随河运兴而兴，河运衰而衰。由于元末明初社会动荡，大运河河道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水无其利，显得冷落萧条。当时的明朝政府也因河道淤塞，凡“给饷辽(即供应北方和辽东军队的给养)卒用海运。”致使这条始于隋、修于元的贯通南北的大运河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且海运路程长，气候条件复杂，颇多险阻，常有“飘溺之患”(史载永乐元年(1403)由江南运粮到直沽，全年总量为601，230石，安全运达的只有490，000石，沉没、损失的粮食占总运量的17％)。为了让这一维系明朝统治的生命线重新畅通，潘叔正毅然向皇帝上疏建言：“旧会通河四百五十余里，其淤塞者三之一，可浚之以通漕。”正为此事懊恼不已的明成祖朱棣阅后，龙颜大喜，欣然准奏，并即命尚书宋礼会同潘叔正等前往整治。

　　永乐九年(1411)二月，会通河整治工程正式动工。从临清到济宁200余千米的河道上，潘叔正等动员了165，000多民工进行连续200天的浚挖，规模之大，行动之快，堪称空前。据明监察御史戴宏演(仙居县苍岭坑村人)撰写的《奉直大夫绩庵公传》载：在整治过程中，潘叔正和宋礼等采纳了老人白英的建议，在汶上县戴村修筑了一条“横亘五里”长的大坝，遏制汶水东流，“令尽出于南旺”，以注入运河增加运河的水量。并以分水龙王庙为最高点，使运河水南北分流，“四分南流以接徐沛”，“六分北流以达临清”。又“相地势高下，增修水闸，以时启闭、便蓄泄”，
共建水闸38个，“自分水至临清，地降九十尺，为闸者十有七，而达于漳；御南至沽头，地降一百十有六尺，为闸者二十有一，而达于河淮。”经过这次大规模整治，已沉睡近百年的大运河又恢复了通航。为加强河运，永乐十二年(1414)，明政府还建造了三千艘平底木船投入河运。自此，“漕运通而海运罢，粮无飘溺之患”。“天下转漕，仰止一渠”。大运河再度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河城市如德州、临清、济宁、扬州，也都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商业城市。

　　作为首先“上言开浚会通河”又积极参与整治运河的有功之臣潘叔正，尽管在当时因徭役过于繁重，人们颇多怨言，但随着运河贯通，“往来馈运利涉，人皆感惠。”以其“治河有功，民德之，立祠于河侧。”明成祖也“深嘉奖谕，赐赉甚厚。”并亲写诗一首以赠之。诗道：

潘卿去浚河，功多怨亦多。

百年千载后，功在怨消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