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衔，字木孚，清乾隆己酉（1789）拔贡，嘉庚戊午（1798）举人，号芷庭，故世称“芷庭先生”。他是城内当铺巷人，属于永嘉楠溪汪氏后裔。永嘉楠溪汪氏迁入仙居的时间大致在元末明初。他们奉汪芒氏为始祖，世居安徽歙县。南宋绍兴年间，族人中有汪应辰者避金兵之乱，自杭州徙居永嘉南溪江之菰田，称永嘉楠溪汪氏。传五世至汪辛七世居菰田汪山根，再传八世，有汪天德析居仙居田市。明代时，汪天德之后裔中有汪尚安、汪尚乐者自田氏析居大张。又传二世有汪元敬自大张析居仙居城内，为城内当铺巷等地汪氏的始迁祖，汪衔便是其后世子孙。

       汪氏在仙居素非望族，在科名方面向来不甚显达。汪衔的祖先汪元敬迁居仙居城内，也可能是迫于生计。据县志和汪氏族谱记载，城内汪氏一族或多从事小商小贩行当，传至汪衔父亲一代时，家境可能已经坠入了“赤贫”，而就汪衔本人来说“少艰，苦力学，负郭无半亩田，事父菽水承欢，乐过列鼎”，其青少年时期过得也无非是苦中作乐的生活。他命运的改观其实是得益于仙居当时的名儒朱庚年。朱庚年, 字修龄,号柽园，乾隆癸卯（1783）岁贡，生平以画、诗文为职志，汪衔曾就学于其门下。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汪衔成为了国子监的生员（仙居旧有“穷监生，富举人”之说），在其人生最为困顿时期，朱庚年成了雪中送炭之人。为了汪衔这位门生，朱庚年卖掉家中的田地为其筹措路费，并最终促成了汪衔的国子监求学之行。

       汪衔仕途的辉煌开始于其入京之后。他抵达北京后最初赖以谋生的职务是武英殿校录，从事书籍的抄录、校对、编辑工作。十年之后的嘉庆戊午（1798），汪衔考中了顺天的举人，自此由武英殿授甘肃安化知县，历署灵台、张掖、武威、平番四县，擢靖宁州知州直到致仕。汪衔的官宦生涯在举荐人才、清正廉洁，务实为民方面很有名声。《光绪仙居县志》中说他：“持躬廉介，待人慈祥，所至兴学除弊，卓着兴声”；他选拔了勇猛的拔牛西堂制军于童试；而针对甘肃诸县乡民盲目祭祀粟神的习俗，他甚至进行了仔细的调查，发现了粟米的产量不高，是因为乡民种植方法不当的缘故，并还为此“露坐田间，指示方法”，从而使得乡民获得了大丰收。不过，终汪衔一生，其留给后世最有意义并不在于为官，而在于他在地理学方面的识见。

       汪衔是仙居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旅行家之一。与诸多前贤一样，他在地理方面的识见得益于其丰富的宦游经历。据史料记载，早在任宁州知州时，他便穷极边塞；秩满后，门人双芝山聘其为轮台书院讲席，为此得以游诸塞外山川；而在晚年时，他还随其次子汪孟麟宦游了广东等地。在汪衔的诸多着作中，《北游纪略》和《粤游纪略》便是分别记述甘肃、新疆和广东一带的风景、人文和风俗的两本书。当然，汪衔在地理方面的识见并不单单局限于简单的游览和记述，还在于历史性的考述和发见。如清代的《李芳春杂录》记录：汪衔曾说“河南光山县西有仙居城，刘宋置乐安县，唐改为仙居县”。汪衔所提到的“仙居县”的历史，在后世编写的《中国地名大词典》中得到了应证：“仙居县，南朝宋乐安县，唐改曰仙居；宋南渡初省，今为仙居店，在河南光山县西五十里”。（《元和郡县志》也有记录）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知宋景德年间真宗皇帝诏改永安为仙居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

       晚年的汪衔侨寓在临海西城，并卒于临海。关于于汪衔之所以未归仙居故里，有资料认为是生活困窘所致。不过，笔者认为除却生活原因外，更多可能与汪衔的心理困扰有关。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汪衔在受到朱庚年资助抵达北京后，曾以替人抄写文书度日。每积累到三五两金钱时，必修书寄回家中，以其中之五给其父亲，其中之三给其老师朱庚年。然汪衔的父亲汪昌济却将给朱的那份也吞没了。等到汪衔回到仙居时，朱庚年已经过世，同学应文龙为此讥讽他。虽然，事后汪衔在朱庚年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时，曾多次令其仆人负钱数千送至寓所以示弥补，但此事仍令其惆怅不已，包括后来他以出乎常理的方式处理其向临海宋世荤的借贷，都可能与此有关。可以说，在汪衔的一生中，父亲吞没金钱一事以及对于恩师朱庚年的愧疚，是其一直未能解开的心结，也是其晚年“羞见故人”而侨寓异乡的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