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的文学史里，鲁迅、周作人两人的成就被好事者赋予太多的色彩。周氏兄弟在多数的时候以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身份出场，尤其是鲁讯被贴上太多的标签。事实上周氏兄弟出身于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有良好的国学功底，作为“章门弟子”（章太炎弟子），他们在传统文化的造诣远非常人所及。鲁迅在考据、佛教、金石、版本学、历史地理学、书法、绘画上有非常之建树，周作人受其兄影响，在国故整理上有自己的局面。
       林语堂对于同时代的文人有一个非常形象的说法：年幼时上私塾，少年上洋式学堂，青年留洋穿西服，归国已入中年，依然长衫。当时的社会正值中西各种思潮相互碰撞，一方面有完整的传统文化，一方面又西方思想的影响，才有可能出现学贯中西的学者文人。这是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却是名家辈出，大师云集的时代。
       入民国以来，仙居整个社会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有大的发展。虽然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在乡绅们的努力下，仙居一时文风丕显，俊贤毕至，抗日战争之前，可谓极尽昌盛。在诸多乡绅之中，李镜渠奔波在省城与仙乡之间，连接诸多的文脉与人脉。作为乡绅，他参与许多地方事务，许多是是非非，作为儒者，李镜渠整理乡贤古籍，为地方文献之大功。
       李镜渠系出仙居名门望族，属李氏管山派。仙居李氏主要是有管山、赤石（李宅）两派。而今管山、李宅两古村落为仙居境内现存难得之典型。前几年，在寻访这两个古村落的时候，我非常惊讶保留如此完整，并且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我在管山村李彩妹先生家见到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版《乐安李氏宗谱》。为了对管山古村落的历史多点了解，我翻开了册数惊人的宗谱。在卷首，意外发现了几页以行书手迹印行的谱序，落款是“民国九年九月既望，天台褚传诰谨撰，绍郡周作人书。”当时，一阵惊喜，书法字迹俨然是学者风度，是知堂先生的手迹。谱序的内容简约脱俗，没有宗谱惯有的牵强附会，文采也不错，特别是周作人笔法流畅，章法疏朗，与文章十分协调。
       褚传诰(公元1860年----1940年),曾支持其创办天台中学,1915年编纂出版油印本《天台县志稿》。褚传诰作为台州一带的名儒，年轻的李镜渠与其交往是非常难得的。在当时，宗族请名人撰写是常有的事情，但是在许多新派的文人眼里，对于宗谱这些东西是不屑一顾的。周作人受过新式教育，留过洋，有许多新的思想。褚传诰于周作人友善，既然自己的小友李镜渠托自己撰写宗谱谱序，就请好友周作人来留点墨迹，客串一番。此时，周作人已经身在京师，名声在外了，可是老朋友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就欣然答应了。除了卖老朋友这个面子以外，主要还是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尊重。
       周作人的这番情谊留在《乐安李氏宗谱》，留在李镜渠年轻的心里。李镜渠曾经东渡日本，在外漂泊多年以后，回到烟霞故地。繁复的世事远不是年轻时候所预料的。对于乡土，对于乡贤古籍，就多了一份心思。在抗战期间，自费募捐印行出版了《仙居丛书》。这样的善举与年轻时候，诸多大家对他影响离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