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居北门是仙居建城后最晚设立的两座城门之一。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仙居县建成始于唐朝上元二年（675）。当时的城墙用泥土夯成，全城周长3里左右，东西长1.2里，设有东、西、南三门，并一直存续了四百多年。北宋宣和年间，因吸取吕师囊叛乱的教训，统治姚本仲、张思正，在旧城墙的基础上重新修建土城，仍只设东、西、南三门。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了防备倭寇的侵扰，县令姚本崇开始申请修筑石城。仙居石城的修建也是历经波折：先是姚本崇经过两个月的修筑，城郭轮廓初步成型，却被倭寇攻陷；后在倭寇退后，同知毛德京拓宽了城西继续修建，但又因大雨被冲毁；最后来是由推官萧文清继续修建，经过三个月方才完工。新修建的石头城在西南和北面新增了两座城门，分别命名为省耕门和拱辰门。所以，仙居县城北门的出现开始于明代，比东、西、南三座城门晚了将近九百年。

       仙居北门修建的比较晚，并在各个方面也都未能后来居上。其他的不说，单单在城门装饰上，北门与东、西二门相比是差距明显，在城市的功能定位上也是远远逊于其他各门。尔时，仙居石城的东门称“迎晖门”，连接着东门街，临近社稷坛、孔庙、城隍庙和县衙，是仙居的政治、文化中心；西门称“庆丰门”，有祭祀农业生产相关的社神、稷神、风师、雨师、雷师的社稷坛和西门长街，是富户聚居和商贸繁荣之地；南门称“来薰门”，则是通往步路一带的通衢；唯独北门巷道狭窄、地临盂溪，是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

       在许多老辈人的记忆里，北门巷内最多的店铺便是棺材铺，临近城门一带则是“讨米人”云集之地。而鉴于旧时仙居东西乡之间习俗的差异：在西乡，老人临终能够由子孙“净身”及子孙扛棺送葬，是孝顺的表现；城区一带则认为是不洁之事，往往雇佣“讨米人”来负责（即扛棺材洗死人），并给付一点的钱财或米粮作为酬劳。因此，北门以及北门巷从另一个层面说，其实是一个贫民居住的区域。

       事实上，仙居石城的北门旧时称“拱辰门”，也预示了其与死亡之事相关。在清代李芳春收录仙居方言的《尘饭涂羹》一书中，有“南斗主生，北斗主死”之说。“拱辰门”，即拱护北斗星之门，与这一文化内涵相对应的是北门曾是仙居县城居民习惯上的停棺、送葬之地，离之不远的老看守所一带即为荒冢坟茔。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清同治二年（1863），由贡生王炳清捐资还曾在北门（现今老车站）修建了平屋七间作为穷民停放棺木的义厝，并又“捐田十亩地八亩，岁守租息，为择地掩埋之费”。北门的义厝曾在此后还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民国时期，浙旅沪同乡会台州分会有邑人王芝和等人发起的捐助活动，将仙居客死上海之人的尸骨运回故土安葬，其停放异乡孤骨之地，即为北门的义厝。（详见民国《台州筹备分所捐助簿》）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建国之后，北门一带城墙（现金鼎）被大部分拆除后，成为了新政府所在地；原先的义厝一带则变成了仙居车站，并一度成为仙居人员最为密集和繁荣的场所。

       历史上,仙居县城的北门与死亡之事相关的还不限于此。在明清易代以及“耿精忠之变”之际，北门一带还曾是战场和埋尸之地。诸类战争所带来的屠戮以及惨烈曾一直影响到了清代道咸年间人们的直接感官，以至于清代仙居诗人朱华在约伴至北郊看红叶时仍为之动容。为此，在游览归来后，朱华并未写出诸如《咏红叶》一类的诗，而是写下了《哀骷髅》：“瘦草零花半未残，枫林月冷骷髅寒；漫将作赋吟红叶，只恐回头不忍看。零星白骨满城边，触目累累剧可怜；试向十方诸大雅，暂将诗笔计纸钱”等两首充满无限伤感的诗篇。（详见《山人余事草》）

       迨至清同治年间的“长毛之乱”时，北门仍是仙居县城遭逢战火荼毒最为惨烈的地方之一。作为台州六邑中最先起来抗争太平军的仙居，由乡人吴克明等人领导的民团围攻驻扎在城内的太平军活动，双方鏖战两昼夜的地方即在北门（最后也由北门突入）。是战，据说仙居县城自北门起，西至苍岭，东之临海白水洋，太平军的尸体或堆积于路，或堆积在水里，或堆积在田间，不可计数；仙居乡民则战死二百三十人，而盘踞仙居的太平军几乎被全歼。当然，时至今日，当年人马喧嚣的战争场面已经远去；不过，战争之下流血漂橹的惨烈，我们仍可以想见，更无需一一去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