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鹏的《山人问答》对《康熙仙居县志》最多的指摘是张徽谟等人将县志修成了宗族史，确切的说是西张张氏的家史。故而，有关“假甲第”、“假官爵”、“假诗文”也基本针对张氏族人而言。观台州六邑的县志，该现象其实不独仙居的《康熙志》。若天台的历次修志，皆因宗族问题而历经波折，所以很少有成书付刊的。


       《康熙仙居县志》三十卷，知县郑录勋修，邑人张明焜、张徽谟纂，是仙居继《正统志》、《万历志》、《崇祯志》之后的第四部县志。《康熙仙居县志·重修仙居邑乘序》（郑录勋）曾记述：是志“洎甲寅（1674）之夏，稿将脱，萑苻俄作，狡焉启疆，邑荡然无遗矣！此架上之帙，安保其不同汉高斩蛇剑从烈焰中飞去耶？嗟嗟！三载搜罗，一朝散失；垂成之业，忽若镂氷。”可以说，《康熙志》从康熙十二年（1673）开局修编，到十三年耿精忠之变书稿被毁，期间曾是历经坎坷。

       所幸的是，知县郑录勋在书稿被毁后，仍不废勾求，加之“绿字丹书，精芒未泯，随现汲冢之藏；光宵照乘，故穴乍移，还呈合浦之瑞”，使得这部志书在康熙十七年（1678）终于成书。但从序言的记录来看，《康熙志》之所以能够最终修成，可能与所谓的“随现汲冢之藏”有关，而这“汲冢之藏”极有可能是稿成未刊的《崇祯志》。对此，诸如户口、田赋等志，《康熙志》均比《万历志》要详细，则可以为证明。


       《康熙仙居县志》在修成刊印后，曾遭到过很多批评。最早发飙的是朱溪人朱之鹏（字符冲，拔贡，着有《谁思草》、《四书归真》、《山人问答》、编有《安洲诗遗》）。他曾专门写作《山人问答》一卷以讥讽《康熙志》的过失，有“假甲第”、“假官爵”、“假诗文”诸目。据后来《光绪志》的评价，朱之鹏虽然在文才上不及张明焜等人，但《山人问答》一书对《康熙志》的讥讽也基本切中要害。至咸丰、同治年间，王魏胜在编写《安洲诗录》时，也指摘张明焜等恣意增削，大改原本之旧。而民国的《台州府志》则干脆指摘该志 “多浮词”。
 

       从目前考据的情况看，《康熙仙居县志》在资料选择和甄别上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如笔者在和季之恺先生一同点校《康熙志》过程中，的确发现了是志存在朱之鹏所说的“假诗文”现象：将明代林应麒的诗列到了西张某人名下。除此之外，《康熙志》还存在好坐实的毛病。旧志存疑之词，在是志中都被一一据以为真。如山川门之葛仙井条，《万历志》云“相传葛玄炼丹于此”，而《康熙志》则说“后汉葛玄所凿”；又如县内七井，《万历志》不载起源，而《康熙志》则说是宋代朱熹所凿；还有大兴寺，《嘉定赤城志》载为“宋开宝八年建”，《康熙志》则多出了“东汉兴平元年（194）建”一段文字，亦不知道所出何据。


       诸上的问题，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而究其原因则可能与修志者的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前者正如《康熙仙居县志·凡例》所云：录诗词“其有失韵、脱格者，稍为推敲更定。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也”；作传“原有体，不容以平浅敷演。今字句颇于读，而实本之古人。虽不敢上追龙门，亦不致贻哂涑水也”，修纂者有如是可笑想法，“假甲第”、“假官爵”、“假诗文”等问题自然难以避免。
 
       后者知县郑录勋在《康熙仙居县志·重修仙居邑乘序》中也有所谈及：“余弱冠膺天子简命，承乏浙之僊居。下车伊始，寥寥数民，鸠鹄之形可掬也！余以凉德局蹐荒署中，惟日夕挥长沙之涕、绘监门之图，不暇给耳！邑之文献典故皆无遑深考焉。间尝驱马一出，浏览遗墟，见有若赐第者，有若楔旌者，有若歌楼者，有若舞榭者，有若石床、丹灶者，昔人已去，铜驼安存？僊子不回，白云空在，凭吊之余，徒生怅恨而已！”在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战乱之后，仙居民生凋敝，文化衰败，但在经历康熙朝十年安定后，“流亡渐集，政稍暇适”，一个王朝的盛世似乎即将到来，而作为一县之长的郑录勋，那种使“前贤徃哲、鸿文伟行”流传后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那么，如何使仙居曾经的辉煌与即将到来的太平盛世遥相呼应？若当下的“元真造龙”，将旧志疑似之词，一一坐实，自然而然便可达到顺理成章的目的了。


       当然，《康熙仙居县志》除却一些小缺点外，更多的是优点。《康熙志》中列有“法度”一目，内记坊役、里役、粮长、条鞭、审丁、则壤等项的沿革历史；还有在“文苑”中列“申详”一目，篇幅达全书的十分之一，连篇累牍地收录了反映康熙初年仙居及周围地方军事、社会、政治、情况的申文。这些创见都为同时代台州同类志书中所不见。此外，在《康熙志》的“则壤”条中直接指名记录名贤吴时来与民争利的“劣迹”，在“里役”条中记录了顺治十八年（1664）台州两庠退学案制造者郭曰燧的“阴险横暴、比周扇虐”；以及在“申详”中记录了耿精忠之变时清军屠城、社会残破的情形等等，也都说明了是志的不简单和史料价值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