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落日楼主 仙居物语 2月9日

    清宋确山《台郡识小录》云：“宋时，郡中多梅。林雪巢有《郡圃梅花诗》；曾惇有《后园观梅简洪适诗》；李擢有《永庆阁后观梅诗》；奚宗礼、陈公辅并有和作。西郊则浮岗岙梅花，高似孙所谓千树梅花三尺雪也。谢景思有《次韵沈使君怀浮石岗梅花诗》。东则山埛一带直至蔡岭，谓之梅园。李益谦有《景伯正字招东郊观梅晚集茶院秀远堂诗》。茶院，即蔡岭所谓东茶院也。明嘉隆间，陈公纶屡有《山宫看梅》之作，句如‘行穿三里雾，坐弄一溪烟’，盖上有园林篱落之胜云。”事实上，宋代时，不独台州府城临海植梅，文人爱梅，仙居亦是如是。

     仙居县域多山，山间亦多野梅花。据《光绪仙居县志》载：仙居“梅有红、白二色者多，又黄色者为腊梅。”盖多自山野移植而来。另按《赤城志》载，台州的梅有“多种，花白者为盛。余则有绿萼梅、红梅、双梅、香梅、千叶梅、夏梅、寒梅。其实之酸，则一也；又有黄色者，为腊梅，无实”。且由此可见，志书中记录的梅，多将其纳入风土的“果”属，倾向于梅子的食用价值；而记录其种类之所，似乎又有观赏其花的目的。为此，对于僻邑仙居来说，除却腊梅外，《赤城志》中所记录的绿萼梅等恐多从外购得，并种植于庭院、花圃之中，花时可赏，果时可食。当然，尔时，南峰山等文人聚会之地，亦多植有梅树，其功用或主要是源于观赏。诸如张次贤和郭曦宗在南峰山聚会赏月时，便曾写到了山上梅花初放的景象。

    宋代是仙居文人品性的塑造时期。梅花因其凌寒而开的特性，常被用作比你文人的品格，自然而来亦被当时的仙居文人所喜爱。吴清叔为宋时仙居儒学的代表人物，其名即带有梅字，曰梅卿，并曾写有《早梅》一诗。宋亡之后的元明时期，仙居文人对梅花的喜爱更是一发不可收拾。着名的有元代的隐士翁森和吕六松。瓮森对梅花是情有独钟，在其留存的一百二十余首诗中，咏梅的占据了百分之八十左右，最为有名的是其《百梅咏》（《仙居文献录》第一辑收录），以神、真、人、尘、春五个字为韵，二字题的五十首，始古梅，终官梅；三字题五十首，始庭前梅，终全开梅，合计一百首，写尽梅花的种类和情态。吕六松对梅也颇为喜爱，常以梅花为题，标榜自己的清高自傲，隐而不仕。明初时，有名高德至者，隐居于城南的荐阳之谷，虽然周遭并为种植有梅花，却以“梅所”名其居，为之儒学大家方孝儒写了篇《梅所记》，以彰其德。又有吴廉，隐居不仕，作诗曰“十年不作长安梦，闲对寒梅数落花”，其别墅种广植寒梅。明末则有张日宣，因为喜爱梅花，写了《梅花诗》百首。

    清代是仙居人文式微的一个时代。许多文人因为科举的无望，转向于修身自好，梅花自然而然成为了他们寄托情感和标榜品性的载体之一。他们会时常将带有梅字的词组作为自己的号。如乾隆年间的王汝贤，号梅臣；咸丰年间的王朝恩，号梅巷。尔时，仙居境内常有“霜林红叶都飞尽，但见前村数点梅”的景致，不仅农村种梅已经非常普遍（或为杏梅），而且世家大族的文人还有成片种植，以作怡情观赏之用的。仙居有文献记录的最早辟园植梅的也即始于清代。据王魏胜的《朱亢宗传》记载，东门朱亢宗（字紫苼，道光丁酉拔贡），数次科举落榜之后，遂绝意仕进，“手植梅花成林，中日嘨咏其下，着书自娱”。

    朱亢宗对梅花的喜爱可以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不仅不远千里自余杭买梅花船载回仙居种植，并以梅名其斋，称梅斋、香雪山房，还以梅名其诗文着作，称《百廿梅斋集》、《红梅仙馆外集》。朱亢宗还是仙居有史以来第一个研究梅花的人。《光绪仙居》载其着有《梅花谱》三卷，记录了梅花的五十余个品种，还着有《梅薮纪闻》二十卷，博采历代关于梅花的诗歌、典故。至于现当代，仙居的梅花种植，当以船山郭氏酒壶坑的梅园最为有名，其品种多，梅桩老，为邑内以至省内所少有。近日恰逢花时，有兴趣者可以前往观赏。

（诸上图片拍摄于酒壶坑郭氏梅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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