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落日楼主 摄影/王子芳 供图/马陆富
地名来历
仙居县城旧坊巷中其东为东门街。东门街西起文庙（仙居县图书馆）前的东巷口，因东面直至东门迎晖门而得名。解放后，仙居以老县衙为中轴，将东、西两面的巷道进行了拓宽，分别称为东大街和西大街。其中，东大街仅拆除了东门巷口两旁的建筑。为此，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如今所说的东门街，其实是指文明楼至迎晖门一段的老街。不过，既便如此，在仙居城坊史上东门街都是一条比较晚起的街道——其大约成形于明代晚期。在此之前的记录中，诸如南宋《嘉定赤城》的“仙居县治”图里，东门街一带仍被排除在东城门之外，位于阐科坊之东，为城郊之地。明代嘉靖年间时，为了防御倭寇的侵袭，仙居开始易土城为石城，县城的位置开始向东、西两面拓展，并新增了迎晖门作为东门，将东至白水溪一带的大部分区域囊括到了城垣之内，因之也形成了后来的东门街。
1980年代初的迎晖门
坊巷格局
宋代时的东门街如上所说为城郊。根据《嘉定赤城志》和《光绪仙居县志》的记载，当时的东面城墙位置在现今水阁路一带，城外沿着城墙居住有娄、金、成等姓族，并建有迎恩桥、城隍庙、盐务厅、吴长官祠等建筑。明代后期，随着更筑石城和城防的向东拓展，将东郊的大部分区域圈围在了城内。其后，从迎晖门至文明楼的东西两头，逐渐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街道，而南北两门也逐渐形成了担水巷、后应巷、杨柳巷、土地堂巷、学后巷等巷道，并新建了武庙、文宗坊、土地祠等建筑。
1984年 拆迁中的东大街
历史沿革
东门街有明确的建置归属始于宋代。宋元时期，其属于升平乡白水里；明代中后期，属于东四坊。民国十九年（1930），仙居县下设区（镇），东门街属于城东镇，为城东镇第一、第二、第三保；民国三十六年（1947），仙居城东、城西两镇合并称安洲镇，东门街属安洲镇。解放初，仙居城区又分城东、城西两镇，东门街属于城东镇。1952年，城东、城西两镇合并称城峰区，东门街属之。1958年，公社化开始，城峰区称城峰人民公社，东门街属城峰人民公社。1962年，正式批准城关镇建置，下辖九个选区，东门街为第一选，简称“一选”。 1968年，城关镇政府改为城关镇革命委员会，东门街成立第一大队革命领导小组。1984年，仙居撤社改乡(镇)，城关镇改称城关镇人民政府。东门街从城关镇第一大队改为城关镇东门村，并成立“东门村村民委员会”。1999年，仙居城关镇居委会由15个调整为10个，东门村为东门居委会。2003年，仙居城关镇撤销，分设福应、南峰、安洲等3个街道，东门村属于福应街道。2014年，仙居改居委会为社区，东门村为东门社区。
东大街
古迹遗存
地坛位于东门街迎晖门外东南侧，也即山川坛。。按旧制，天坛内中间设云、雨、风、雷之神；左设山、川之神，称某县境内山川之神；右设城隍之位（仙居元代时已经迁建于县衙东五十步）。故而，《光绪仙居县志》中所载的山川坛或即其县城坊巷图中的天坛。山川坛的祭祀也在每年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举行。《光绪仙居县志》引用《周礼》古制描述山川坛的祭祀说“以槱燎祀风师、雨师；以沉霾祀山川林泽”，盖山川坛的祭祀即烧一捆柴和沉一捆柴在水中。
1980年代初的迎晖门
白水桥位于东门街之东北，因白水溪而得名。白水桥在历史上曾几易其名。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白水桥始建于南宋嘉定十六年，宋元至明时，因水流湍急，屡缮旅圮。明代万历年间，主簿曾学周曾负责重建，并改桥名为平政。其后，又为大水冲毁。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县令顾震宇捐资重建，恢复白水桥之名。明末时，又为大水冲毁，由里人李士龙改建为钉步桥。清代雍正十三年，时令仙居县令的何锦将钉步桥改建为木桥；嘉庆十八年，知县荆奎改建为石桥，人称荆公桥，但不数年又坏于水。同治年间，李秀钦有建木桥予其上，改桥名为乐善桥，以时修葺。不过，清末时又为洪水冲毁。迨至民国时期，县长刘风在其上修建水泥桥，至今斯桥犹存。
民国时期的白水桥 有名东门大桥
文明楼位于东门街西首，本为仙居县城之东门。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朱熹巡视仙居时，认为此处易使仙居的龙脉地气外泄，“令邑人甃石而高大之，作危楼于上”，并命名为“登龙”，“又立彩石二为龙首形，以障一邑风水”。这便是文明楼的最初风貌，初名“登龙”。元代至元年间时，廉访副使高伯元到仙居时，本着 “天运中兴，太平有象，戢干戈而肄文德”的寄寓，取《易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意，将易“登龙楼”为“文明楼”。元至正十四年（1354），金华的尹亚大变乱，攻陷了仙居县城，并焚毁了县治。十余年后的至正二十四年（1263）时任浙江行枢密府照磨的陈天吉面对着经历过兵燹后唯独得以保全的孔庙和文明楼感叹不已：“殆天将启文运而教基之勿坠耶！”于是，“慨然以兴起斯文为己任”，重新了文明楼，并命天台人张熙作《重修文明楼记》。明成化丁亥年冬（1467年），知府阮勤主持文明楼重修工作，他让司知林俨主要出资，由县令彭鼎负责修建。不过，未过多久，文明楼又再度坏圮。于是，当时尚在庠学的应大猷、应良、张俭、吴廉、蒋潘、金克厚等人出资，在文明楼址上建起了牌坊。嘉靖年间时，文明楼上的牌坊也颓了。于是，时任仙居教谕的曾可耕“集士议，复不欲烦民，捐己俸，广木石”;曾任司训当时已迁高安的萧鸣盛，时任县令的谢德聪等人，也“闻而韪之，各致金赠”，县内“诸士捐廪米”，使得文明楼“饰绘颜楣，焕然成制”，再度屹立在孔庙之东。清代时文明楼先后曾得到了五次修葺。民国时期文明楼成为了民众教育馆。文明楼顶楼中堂的文昌帝和魁星泥塑像、二楼朱熹泥塑大像概行搬毁，改用木牌位靠壁悬挂。解放后，文明楼作为了县电影公司宿舍，旧楼于一九八二年毁于火。嗣后，文明楼遗址被列入县文保单位，并在遗址上建了一座单层仿古楼台，且一度是古楼照相馆所在地。二0一一年时，由于周边民房起火，文明楼仿古楼又被焚毁。如今我们看到的文明楼建筑，系二0一三年后按照《光绪仙居县志》儒学图上文明楼图纸的仿古建筑。
文明楼
迎晖门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为了防备倭寇的侵扰，县令姚本崇申请筑城。那时，经过两个月的修筑，城郭轮廓初步成型，却被倭寇攻陷。倭寇退后，同知毛德京拓宽了城西继续修建，但又因大雨被冲毁；后来推官萧文清又继续修建，经过三个月完工。明朝是仙居县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实现了由土城向石城的转变。据说，当时县城的规格是按照新昌县城的标准定制的。新修的县城，东西长，南北狭窄，形状如鲤鱼，城墙长达五公里；并设立了五门，南曰来熏门，西曰庆丰门，北曰拱辰门，东曰迎晖门。民间相传，明代在修建仙居县石城时，官方与民间曾有过约定，即由西乡之民出资修建西门及城楼，由东乡之民出资修建东门及城楼。结果是西乡在三个月不到，就将西门及城楼修建好了，且雕梁画栋，蔚为壮观；而东乡则困于财力，迟迟不能竣工，最后是由下各应存鲁“慨然出数千金，独缮”。故而，迎晖门的建造格局要稍逊于西门庆丰门。
修缮中的迎晖门
大夫第是东门街内保存较好的一座古民居。据《赵王合谱》和《光绪仙居县志》记载，东门赵王一族经过元、明四百多年的繁衍生息，族内书香传家，科举蝉联不断，清代时有被誉为“仙居读书种子”的王龙宾和文学家王魏胜。不过，王魏胜因科举困顿，自中年开始，将兴趣转移到了乡邦文献的整理搜集上。他曾在杭州的旧书摊上买到《项斯集》，又从朱述之、司马绪处借抄《湖山集》，编辑了柯九思书画题跋及诗为《丹邱集》。晚年的时候，因为朱之鹏的《安洲诗遗》搜罗不全，还重新补辑了《安洲诗录》八卷。同时，为了藏书的方便，王魏胜在大夫第家中建了藏书楼，名之曰“天香楼”，以收藏台州以内的乡土文献。为此，大夫第还是东门赵王一族的私家藏书楼。
掌故逸闻
东门街在明代中期每日皆可闻到钟声，其钟即福应山刹山庙大钟。福应山在仙居民间曾被视作仙居风水的龙头。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北宋庆历八年(1048)至皇佑三年(1051)年间，邑人在福应山上建了福应塔，取青绶、紫绶（官印的丝带）不绝之意；明成化年间，侍御王存忠还让僧祖愿在山上建了刹山庙，并铸造了大钟晨夕击撞，以振龙气。其后，此钟便与东门街之间发生了有趣的故事。先是，明嘉靖三十五年，仙居县令姚本崇试图用刹山庙大钟的钟声阻吓倭寇攻城，结果“倭至，竟不入城。闻钟声，疑官军追之，乃舞刃返”，以至“守埤者皆股栗，遂溃”，仙居东门被攻破，而其时又值大雨，“倭避雨，民乘雨迯者得生，稍迟者俱遭杀戮。”其后，明万历年间，县令萧鸣盛山之东面山岭上叠石建成祭祀梓潼的偃松台（后改建为文昌阁），而东岭又为东门王氏王纯坟茔所在，王氏族人认为每日撞钟，有扰王纯安息，便将刹山庙大钟迁到了文昌阁。另据记载，刹山庙大钟在清代咸同年间的太平天国入侵时被搬到了城里，当时想将其坏掉不果，后移置到了城隍庙内。
1980年代初的福应山福应塔
东门城垣被攻击明确有文献记录的是三次。第一次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嘉靖三十五年，是仙居遭逢倭寇侵扰最为严重的一次。当时，倭寇从黄岩登陆，直驱仙居，而仙居县城墙为修葺完毕，县令姚本崇仕途用刹山庙大钟的钟声阻吓倭寇，以致防守不力，使县城东门被攻陷。倭寇屯聚仙居县城四十余日，城内房屋被焚毁殆尽，仅剩孔庙和张氏、应氏居民的房屋。第二次是清代光绪年间的东乡潘小狗之乱。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潘小狗为大战人，平日携带洋枪，系哥老会会徒。光绪十一年（1885）年，潘小狗率众攻打仙居县城东门，所幸未被攻破。最后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由广度山而来，自东门攻入，解放了仙居县城。
1980年代建设中的文明楼口
宋代时，余氏有余昊、余宣义、余基三人自临海税务街（一说来自天台西余）避难迁徙仙居，定居在学后巷。嗣后，人才辈出，蔚为大族。宋代时，余氏有淳熙进士余忻、咸平神童余衮；明代有余世英、余世忠、余栋隆。不过，明代后期开始，学后余氏逐渐败落。先是明代嘉靖年间的倭寇之乱，倭寇自东门侵入，余氏族人惨遭屠戮，十留一二，散落各地。明清易代之际，有余世英曾孙余楠隆，为崇祯辛末（1631）岁贡，文高行洁，四方学者多师事之。时任抚军之职的明代浙江抗清英雄朱大典也遣子受业。然而，朱大典后成为南明的督师，其据守金华，在清军破城时引燃火药舍身成仁。或许正是受朱大典事迹影响，余氏子孙在清初亦决意仕进。如清初余元圭同王熙鳌、张日红、张日宣、徐日新、潘澄清、陈候周、王相佑、王言者等、皆弃诸生学额，隐居不出。到了清代后期，太平天国的侵扰仙居，亦给学后的余氏带来了灭顶之灾。据《仙居余氏宗谱》记载，太平军入城后驻扎在东门隔墙余一带，而余氏被迫外迁。至平定之后，城内余氏仅剩四家。
姓族名人
东门街曾仙居诸大族聚居之地。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北宋时期，城垣一带就居住有娄、金、成等姓族，县令陈襄曾购三家之地以广黉宫。其后，有朱氏朱养直自临海黄沙埠头迁徙至东门河桥；余氏有余昊、余宣义、余基三人自临海税务街（一说来自天台西余）避难迁徙仙居，定居在学后巷；又有东门赵王一族与宋末元初定居东门。为此，明清时期的东门一隅是人才辈出。
1980年代的白水桥
余世英，字明卿，号虚斋。史载其七岁能作大字，有人在墙上贴的长篇广告，他骑马一过便能背诵，不漏一字。任山东堂邑知县时，爱民如子，清介自持，老百姓称之为余父。有一年堂邑饥荒，他拿出自己多年俸禄救济当地百姓，全活以万计。当地有歌谣咏之曰“余父慈，米何迟？早来省我有姓饥。”后任松江知县，百姓又有歌曰：“余父慈，去何之？一度思量一度悲”。据传说余世英是死在任所，抬至仙居东陈洋时，人们感觉越抬越重，棺里腐水也不断溢出，已而雷声大作，大家就在此地安葬，当地人称“天生椁”。余世英子学孔，由监生任莱州经历，孙承平，万历贡瑞安教谕。曾孙念修性至孝，博极群书，为崇祯壬午（1642)贡。
1980年代的东门大桥
王纯（1453～1497），字宏文，号一斋，城关东门人氏。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应天府乡试中举，成化十七年（1481）会试考取进士，成化十八年（1482）被授予工部主事之职。王纯在任内处处按规矩办事，事事以朝廷法度为戒律，时刻让自己的品行合乎道义，抑制浮躁、虚妄，务实而厌弃华而不实，不久便声名鹊起，成为士大夫们的榜样。仁人志士闻风与其交往，周围聚合起一群仿效他的文人才俊。弘治十年（1497）王纯急疾而亡，年仅四十四岁，可谓英年早逝，他的才华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他的志向尚未实现便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亲朋同僚无不为他惋惜。王纯墓在福应山东麓，东门街曾建有文宗坊，并入祀乡贤祠。
东门广场
朱亢宗，字紫笙，仙居东门人，道光拔贡，候选州司马。据说朱在幼时目光炯炯有神，才气纵横，博览群书，能一目十行，知解于字句之外。他擅长五七言古诗和杂文。时人王魏胜（原名煦，字卜昌，号杏村，东门人，咸丰庚申恩贡）曾评价其“文追先正，诗似青莲。宋以后一切柔媚句，无一扰其笔端”。县尹缪南卿在王魏胜的《天香楼集》看到朱亢宗所赠的《两生行》一诗后，惊为奇绝，亟欲一见其人；黄岩孝廉王子庄，读朱所题《萧山王烈妇传》，更是叹谓太白再世。道光丁酉（1837），以拔贡入选当时的最高学府，在北京居住了一年，但无所成就。后来曾再度北上，不过在途中恰遇鸦片战争，在游览了黄山、天台山、雁荡山诸山后回到仙居，遂绝意仕途，着书自娱至终老。所着有《警谱》一卷、《梅花谱》三卷、《红梅仙馆外记》一卷、《香雪山房诗集》八卷、《添香余话》十二卷、《百廿梅斋杂文编》一卷
1980年代从迎晖门望东门街
王魏胜，原名煦，字卜昌，号杏村，清咸丰庚申（1860）恩贡，是清代仙居有名的藏书家和诗人。王魏胜曾屡试不第，自中年开始，将部分的兴趣转移到了乡邦文献的整理搜集上。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王魏胜曾在杭州的旧书摊上买到《项斯集》，又从朱述之、司马绪处借抄《湖山集》，编辑了柯九思书画题跋及诗为《丹邱集》。晚年的时候，因为朱之鹏的《安洲诗遗》搜罗不全，还重新补辑了《安洲诗录》八卷。同时，还在家中建了藏书楼，名之曰“天香楼”，以收藏台州以内的乡土文献。所着有《画石山房文集》三卷、《天香楼诗集》三卷，《天香楼诗抄》，目前皆存于世。
1980年代从东大街望东门街
王荦，原名王洪杰，字卓夫，又字酌楼，清末秀才。后赴上海龙门师范学堂求学。光绪三十六年（1906）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运动。1908年赴杭州从事对清军的策反活动。辛亥革命后任浙江省议员。1912年在杭创办《新浙江潮》并任主笔。1912年9月，又与沈钧儒、吕公望等创办全省最早的体育专科学校浙江体育学校。1922年6月，体校闹学潮，王荦辞职离校。曾历任省实业厅秘书主人等职务。王荦善书法，誉满杭城，在西湖玉泉、岳王坟等处都留有其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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