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落日楼主 仙居物语 7月25日
往昔的仙居县城为水源充盈之地。在县城的西面有发源于月坑的三桥溪，南有南门溪，东有永安溪，北有盂溪。故明代后期开始，仙居县城的形胜为“鲤鱼之城”，抑或取诸周遭多流水。不过，论及县城内生产、生活所依凭的水脉，则多源之于盂溪。盂溪发源于仙居与天台交界的竹山，或可称作碗溪。汉代杨雄的《方言》曾曰：宋楚魏之闲，碗谓之盂。为之，盂本是吴楚一带碗的方言词（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瓯越之地属楚），其由来已古；而溪以盂溪名者也是源远流长。盂溪较早的记录见诸唐代钟离介与杜氏二神女的故事：
石藤、石棱二夫人者， 婺东阳杜氏之二女也。杜氏家鬻汤饼，一日夫妇继卒，二女方笄，厨人挑之。于时隋大业末，纲常隳废，滛奔无媿，二女独洁亷自守。愤厨人，相与杀之。亡命入山，遁于永嘉郡临海县盂溪之谷，采蕨薇，茹芝菌。无几，坑流暴涨，姐溺妹援，遂相为死。唐武德间，以临海置台州，统五县，临海、唐兴、黄岩、乐安、宁海是也。盂溪属乐安。上元二年，改乐安曰永安，而迁治盂溪。天宝初，钟离君令永安，闻县治曰盂溪，则曰：嘻！其异矣。畴昔之夜，予寓长安邸，梦二神女凤冠绡帔，环佩珊然，揖余曰：若举必第，后且莅君邑永安，盂溪是吾居也。嘱余识之。今果不谬。独未知二神女者为何？乃询耆老，始闻杜氏二女之说。钟离君高其节，遣乡人踪迹之。至三坑口，则见二枯骸如雪，罣藤石之上。欲卽而视之，道隘阻。斧藤，藤流血，劚石，石亦流血。及举其骸，关节勾连，金坚玉润，铿然有声，咸叹所未覩，因拾以还。中道遇樵父曰：斯石藤、石棱二夫人锁子骨也。夫人生为烈女，死为正神此山谷者，若曹宜敬之。语毕，忽不见。归，具道所以然，钟离君尤嗟异。以其骨塑二神女祠三坑口，称石藤石棱二夫人之庙，由樵夫言也。（《光绪仙居县志》）
根据故事中记录，我们大致还可以知道盂溪一度曾是仙居县治（县城）的代名词。
河埠 唐宋时期盂溪与永安溪交汇之地 王子芳摄
当然，唐代时的盂溪并非是绕仙居城北而径流。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三桥，在县西三里。以盂溪、马鬃、张阜三水合流而名。”又“唐一天下，武徳辛巳改郡为台州，县仍隶焉；至上元乙亥，凡五十五年间，再废再置，且易曰永安，而迁治盂溪，卽今县舍也。”（一说为晋代羊忻所迁）由此可见，尔时的盂溪出大庙前后，当是自北向南，经光明山之侧，折向西面，与三桥溪相汇，再向南流去的。而出于取水的方便，县治也由金家店迁徙至更为临近盂溪之地。不过，唐代的“迁治盂溪”也并非后来我们所说的“青圭之前”。正如《康熙仙居县志》所记录的，唐代中后期至北宋时期，仙居的县治或在现今的西郭垟一带。这也恰好印证了民间有关宋代县令陈襄所凿的习坎池在西郭的传说。（明代黄议《浚复习坎池记》记录“予兹池实公所凿也。引水必于溪，今盂溪在邑之背，水自北之南以入邑，东注于河。习坎在此，何疑焉？”认为习坎池即后来县治观政桥的养和池，实为想当然之说。）此外，南宋《嘉定赤城志》中有关王温升仙的传说中记录王温为西郭人，以塑造佛像为业，家中还酿酒，似乎也说明了西郭垟曾是人口集聚的阜盛之地。
原县委招待所内的水池 旧为引盂溪之水的水圳所在 王子芳摄
南宋时期的盂溪水道经历了一次大的变动。原本流经县城之西与三桥溪合流的水路转向了东面，与任家溪合，经塔山前，在开口岩处汇入了永安溪。不过，旧有的溪床并未立马就消失。大约是在宋末前后，盂溪与三桥溪的水流仍可以相通。《嘉定赤城志》曾记录称：西门外有长桥，其水向北经盂溪流入大溪（永安溪）。显而易见，长桥之水当来自发源于月坑、马鬃的三桥溪。同时，随着盂溪干流的东移，县治也随之东迁，其位置也即后来县志里所经常提及的“青圭之前”。不过，盂溪、县治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却曾是当时的人们所始料未及的——其中最为主要的是水患之扰和居民用水问题。事实上，盂溪在改道之前已经是“喜怒无常”的一条溪，所幸由于当时是自北向南流向，河道顺畅，水患影响相对有限，为之县民建平水庙以禳灾。但水道变迁之后，由南北向东的转折流水便直接对位于溪道之南的县治产生了冲击。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盂溪南岸大、小官墙的修建即源于阻隔盂溪的洪水。当然，在防洪与取水之间往往会产生矛盾，而最为简单的办法就是修建水圳，引水入城。为此，在南宋中后期至明代前期，仙居县城及城郊居民引盂溪之水为生产、生活所用已经是常态。最着名的是当时城西的水圳，圳上有桥，两端有集市，也即后来俗称的“市桥”一带。
仙居孔庙内的雕龙石柱 王子芳摄
到了明代中后期，仙居县城对于盂溪之水的应用发挥到了极致。当是时，出于防备倭寇的需要，仙居县城的城垣扩建已基本完成，“鲤鱼之城”的形制也已经成型；与之相配套还有将原本在城郊水圳也囊括至了城内，并进行了拓展、改良和修整。从后来的《仙居县城坊巷图》布局，我们大致可窥见尓时的水圳脉络：自北向南，引盂溪水从大城孔（现今城北西路农村信用社附近）入，至祠后塘巷分为两支。一支向东，横贯东西大街（现今解放街）之北，过县衙、城隍庙、孔庙，达文明楼向东南，经月塘之东，出水陡门；一支向东南，至马宅巷又分为二，于官仓巷南端复合，再度向东，经石柱巷、水孔头巷，绕至月塘之南，与自北而来的一支相汇，出水陡门（城南水底门路附近）。这样的水圳脉络，可以说是已基本延伸至了仙居县城的核心区块，不仅解决了城内居民的生产、生活之所需，也极大地提升了县城的文化品质。诸如先前和后来显庆寺内的水月庵之建，以及县衙前养和池，孔庙内泮池、城隍庙内池亭之设，事实上皆是有赖于水圳之水的涵养。
上世纪八零年代下赵巷的石灯柱 王子芳摄
往昔仙居县城的水圳脉络除解决了居民的日常用水所需，丰富了城内的景观设置外，还营造了以东西大街为界南北两面不同的环境气场。简单些说，便是仙居县城的地势大致是北面高爽，南面低湿而多泉眼。诸如小南门以西旧有“乌龟泉”，县治之南有杨柳泉、民天泉以及东南有月塘，则皆与城内水圳据北高南低的地势引盂溪之水浸润有关。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城内居民日常的生活污水、污物也大多经由水圳排向了南面，因之曾经的石柱巷、月塘、水陡门一带可以说是“藏污纳垢”之所。当然，民间基于“水能藏阴”的认识，在态度上表现的似乎更为激进——索性将县城东南具体地说是月塘一带看着了合城阴气最重之地。故而，民间相传明代嘉靖年倭乱之后，城内月塘角曾是妖魔横行，而在下赵巷，水陡门附近，妖魔鬼怪则特别的多。尓时传言较多的是石柱巷口的水井，太阳一下山就有一女鬼，坐在井栏圈上梳头，面目狰狞，害得附近人们夜里都不敢出门，直到社民周、蒋二人出资建造石柱灯压胜后，方才销声匿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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