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小语
日常生活中，一些组成我们生活内容或影响我们生活方式的东西，对于我们，大多如街坊邻里的面孔，因司空见惯而太熟悉，比如，我们这座城市遍布大街小巷过早摊上的热干面，那是我们每天早晨都需要的；再比如，我们的鞋突然出了问题，如一时不方便购买，会立马想到街角上那个鞋匠；又比如，钥匙缺了一把，我们会记起路边那个锁匠……是的，我们的生活需要这些行当和行当中的匠人，我们因需要而熟悉他们，因熟悉他们而让我们的生活方便多了。可是，也正因为我们熟悉他们，我们恰会对他们熟视无睹。可一旦这些熟悉的东西变成或即将变成历史，退出、淡出或即将淡出我们的生活，已经或即将成为一桢模糊的社会背影，我们往往会生出一些惆怅……
有些行当，不一定是社会生活的亮点，甚至是社会生活中的瑕疵，但从社会学、文化学的角度审视，所有的行当，都是一种文化符号。因此，站在历史的高度，作为对我们文化的一种起码的珍惜，搜罗整理，以图文的形式保存我们的文化成果，应该是必要的。
以武汉人文资源从事文学创作近30年的本土作家，辟“汉上老行当”专栏，荣幸之余，拣些常见的活动在我们周围的小行当，略坐绍介，如同诉说家事邻里事，读之者如在心底荡起若干涟漪，或许就是功德了。
刺绣
彭建新
说起来，绣花这行当，幼年在乡下，倒也称得上是耳濡目染了。所谓耳濡者，就是父辈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麻利点唦，硬是像绣花样的！”或者是：“你看你哟，那过细做么事唦，又不是绣花！”这些话，多半是批评人做事手脚慢，效率不高，而客观上，让我晓得了，绣花这件活计，其动作，是快不得的，这活计，是需要“过细”的。所谓目染者，就是农闲时节，村子里多有大姑娘小媳妇绣花的。村姑村嫂们的绣花，往往是户外作业，多在门口树荫下，也没有多的设备，就坐在一把竹制或木制的小凳子上，手持一小“绷子”，绷子上平平展展地绷一块素净的布，手臂上挂几缕红的绿的丝线，纤指捏一绣花针，神情极专注地往那素布上缀。邻里村姑们，平日里，都是旱地里抡锄头、水田里薅稗草的“赤脚大仙”，说话高声大嗓，做事风风火火的。每当绣花绷子在手，衣服就不是农忙下田时泥水汗渍的装束了，从人前走过，也不会带起一阵烘烘的汗臭了。你看吧，花衣服熨贴地穿在身上，平日里让人难得一见的身子，线条也跌宕起伏了；平日里汗渍黑红的糙脸，此时也居然黑里透红，看上去，也居然于健康中现出许多圆润可人来……
这，或许就是民间绣女的原型吧。
乡下民间的绣女，干绣花这行当，应该属于业余的吧。所绣之物，未出阁的姑娘，绣的多是她们日后出嫁时的物件，已婚的小媳妇们，所绣大多也就是她们自己所用的鞋面、手绢之类。那些纯属工艺品的绣挂和大型的官府龙袍之类，不是乡下民间绣女们的营生。对于乡下民间的绣女们而言，刺绣，是业余的爱好，有点像如今客串的业余书画爱好者，刺绣，对乡下民间的绣女，似乎有点修身养性调适身心的意思。但如要考究这个行业行当的起源，毫无疑问，与其他行当一样，刺绣，肯定是从民间业余发展到专业乃至成为一个行业的。从诸多的考古发掘成果看，汉唐以来，刺绣就有了很高的水平。在没有电力，没有电脑，且机械工具欠发达的当年，帝王的金缕玉衣，武则天的金丝绣裙，其刺绣水平之高，制作工艺之精湛，简直是匪夷所思，用鬼斧神工来表达，绝不为过。
刺绣从绣女的绣房，发展到有绣坊、绣铺、刺绣局，终至成为一个行业，在我们国家，乃至因地域文化和针法色彩运用的不同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流派——苏绣、蜀绣、湘绣、汉绣。四大流派中，我们的汉绣，占有重要一席。
汉绣，究其源头，是从江南武昌发展至江北汉口的。据相关资料，清嘉庆年间江夏一带的绣品就很出众，渐次传入夏口。到咸丰年间，汉口设立了刺绣局，加工制作各式官服、装饰挂品之类，可见刺绣业就很有规模了。当时，武昌有名且成规模的刺绣作坊有苏洪发、万兴发、徐大华等绣坊，除批零兼营各种绣品，还承接订货。如果活多了忙不过来，还将活计发给外面的绣工或作坊加工，有次形成武昌塘角（现新河街一带）妇女刺绣加工的麇集之地。同治元年（1862年）前后，武昌青山的郑氏兄弟，来汉口长堤街开设郑源茂和郑双茂两家绣铺，其后十余年间，陆续在大夹街、万寿宫一带开铺设局的有胡源利、黄开茂、涂添盛、郑天茂、郑大昌等。这些绣铺虽然也有绣工作业，但多半以销售为主，承接活计的铺外加工，当时多在武昌的塘角。汉口这个大商埠，都市化虽然起步晚，但发展迅速。尤其是清代晚期，以汉正街为圆心的商贸物流，十分繁盛，因其辐射力而形成的名声影响，远播海内外，以此博得“天下名镇数第一”的美誉。其时，刺绣业虽然不像码头行栈物流那般大进大出大手笔的贸易，一旦在汉口生根发展，就与武昌形成了对外加工的竞争态势。
旧日的刺绣业，绣铺，以销售绣品为主；绣坊，除了经营绣品销售生意外，在坊里兼有绣工工作间，直接制作绣品；刺绣局则是官办的机构，其业务以为官家采办绣品为主。社会对绣品的需求，大致分作民间和官府两部分。民间的小民百姓，婚嫁喜事的嫁衣物什，民间绣女多自家解决了，讲究些的，才到绣铺购置。这等消费，实在有限得很。绣品，毕竟只是锦绣绸缎上缀出些花饰的饰品。锦帛绸缎，不绣花绣朵的，广大出力流汗的市井百姓，本来就难得穿上身，何况绣品呢！毕竟不是度日的饮食，非一日三餐不可或缺的。百姓不是又被成为布衣么，绣品之于布衣，实在是奢侈物。绣品的消费对象，主要是富绅官宦人等，尤其是封建王朝，文武百官，春夏秋冬的官服上，都是要绣出与官阶相应的花鸟鱼虫图案来的，他们的家里，也免不了绣品挂饰。这才是绣品的主要消费者。汉口繁盛之后，各类绣坊绣铺的加工，由开始以武昌的塘角、白沙洲（包括八铺街、炭广角、毛家巷）一带的绣品加工基地，逐渐向汉口转移。及至光绪年间，汉口万寿宫即江西会馆周边，发展出32家绣货店，着名的有王永丰、杨福顺、双茂和、周乾泰、王义新、李祥茂、王荣新、张义顺、刘万兴、陈天然、田恒昌这样一些颇具规模的绣坊绣铺，将这一带打造成绣铺绣坊林立的刺绣一条街——汉口的绣花街也因此而得名。据相关统计资料，当年，武昌汉口两地，计有画师、绣工500多人，参与这行业的绣女近2000余人，可谓繁盛一时。
汉绣，从绣品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作金线人物花草禽兽两大类，就工艺特色而言，以所谓“平金夹绣”为其主要特色。传统的汉绣，色彩、画工和构图都极讲究，绣品充分运用圆格、条纹组合的芦席片、万字锦、冰竹梅、竹龙锦等图案，显示出汉绣自己特有的工艺特色。
汉绣尤其讲究画工，一般绣铺，都有自己的专业画师。画师这行当，在汉绣行业里尤其重要。在汉绣这行业里，杨新阶的名头是很响亮的。此公擅长龙凤造型，老主顾往往指名道姓杨新阶设计龙凤图案。由于汉绣重设计，风气所及，各绣坊绣铺都重视画师和设计人员的培养，乃至在一般绣女中，也不乏收工精良且兼懂设计的人才。汉绣行业中还有一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汉绣中的人物禽兽、亭台楼阁和盘金、勾金、片金等图案，都由男工制作，不许女工染指。绣女亦即女工只是担任花草图案的刺绣加工。故汉绣行业中就传出“女绣花男收饰，一画、二绣、三更改”的说法，意即绣女绣完后，必须经男工收饰修改，“画龙点睛”,以达到出神入化的效果。这行规，很有性别歧视的意思。还是一首竹枝词对绣女的描写比较公允：“为人压线更加工，刺绣年年课女红。五色休夸花似锦，清香尽在以囊中。”
与苏绣、湘绣、蜀绣相比，汉绣工艺有自己的绝活，尤以铺、压、织、锁、扣、盘、套这七种针法的变化运用而着称。汉绣下针果断，图案边缘齐整，名之曰“齐针”。绣品多从外围启绣，然后层层向内走针，进而铺满绣面。除“齐针”的基本针法外，汉绣还根据绣品不同的质地和花纹，灵活运用诸如垫针绣、铺针绣、纹针绣、游针绣、关针绣、润针绣、凸针绣、堆金绣、双面绣等等针法。在色彩运用上，汉绣以红、黄、绿、白、黑五色中的“上五色”亦即五色中最鲜明的色调为主，采用块面式分层破色，既层次分明，又对比性强，且因多用“掺针”，使绣面浑厚凸起，富有很强的立体感，在绣业中独树一帜。
汉绣饰品涉及面很广。民国之前，官服为大宗，清亡之后，除戏服外，汉绣尚有棺罩、轿衣、八卦衣、帐沿、枕套、桌围、椅披、挂壁和立轴饰品等，都不乏精品。宣统元年（1909年），武昌的彩霞绣品公司的绣画、美粹学社的绣字，都曾获得过武汉劝业奖进会的一等奖，湘记绣局、王荣兴的绣品获得四等奖。第二年，彩霞公司、美粹学社又获得南洋绣品赛会的一等金奖。至1928年10月，在湖北省第一次国货展览会上武昌彩霞饰品公司和汉口广华绣铺的绣屏，一并获得特别奖。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上世纪50年代末，汉绣大型挂壁“三棒鼓舞”“闹莲湘”，被选送北京，挂在人民大会堂湖北厅。
如今，早已进入电子时代，电脑设计、机器加工，刺绣业仍以精美的绣品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但是，那种画师构图、男工女红的手工刺绣时代，却已然湮没在逝去的岁月深处。眼下，深山僻壤的村寨，都市的里巷深处，以手工刺绣的绣女，绣些手帕、鞋垫之类，作为旅游景点的工艺品出售，间或有之。但以刺绣手艺换饭吃的男绣工，恐怕是没有的了。曾经工艺独到盛极一时的汉绣，其传统工艺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特色针法，大有后继无人之虞。近来，有报道说汉绣传人姓任名本荣者，胸怀汉绣绝技，重出江湖献艺。从其手法技法和品鉴绣品的眼光看，果然是刺绣行当正宗的汉绣传人。任师傅不仅绣艺正宗，绣德人品亦且厚道，放言正苦觅有意汉绣技艺者，愿将平生技艺倾囊授之——如任师傅之愿能圆，真乃汉绣之幸也！